争议红牛商标案：商标注册机械性保护成隐忧(2)

如果在具体司法判例中秉持单一注册取得商标权的理念，看似理清了基于商标注册的垄断特权所产生的独占、排他等价值的归属，但却剥夺了实际品牌价值创造者的合法权益，不仅从根本上违背了劳动创造价值这一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而且严重遏制了商标使用者努力扩大商标价值的积极性。既违背了商标制度设立的初衷，也不利于商标制度的良性发展。正是中国商标制度本身的瑕疵和司法实践中对商标注册的机械性保护，导致现实中恶意抢注行为盛行，撒网式注册、不以使用为目的的防御性注册扎堆，僵尸商标、无用商标泛滥等种种不正常现象屡禁不止，由此造成的注册商标的虚假繁荣不仅不能为社会创造更多财富，反而为商标审查制造了信息难度和增加了社会管理成本。因此，合理的制度矫正目标应当是对商标的保护以注册取得为基础，以使用取得为补充。基于此，笔者认为，在对中国红牛的商标权属进行判定时不能简单地依据商标注册申请，而应全面关注商标权取得和商标使用的综合性因素。因为仅关注红牛商标的申请环节并基于纯粹的技术路径判归红牛商标权的成果归属不但过于简单粗暴，而且会发生实质不公的不良后果。

最后，就中国红牛饮料商标的社会意义而言，它代表着中国商标逐渐从品牌借鉴走向品牌自主，更代表着中国商标制度应从制度移植走向制度觉醒的发展方向。中国红牛饮料商标发展至今，早已使得中国红牛从一个以私为主的合资公司转变成以公为体的公共化合资公司，其庞大的发展规模已经使得60万核心终端、400多万销售网点及全产业链涉及的数百万员工与之荣辱与共、福祸相依，因此红牛饮料的商标价值已经不仅仅只是简单的私利归属问题。而且，中国红牛饮料的商标作为组合商标也并不仅仅只是对泰国红牛商标的复刻和摘抄，它对融入中国市场已经做出了适应性的自主调试并进行悉心的本土培养。基于中国红牛商标遭遇战的启示，该商标也将为中国未来的商标法相关制度的演进奠定了中国化自主性改革的基础。它提醒着我们，知识产权的保护与民族工业的保护应当是息息相关的，知识产权制度与特定社会的公共利益、民族利益和国家利益是紧紧相连的。

其次，就中国红牛饮料商标的时代意义而言，其在20世纪90年代代表着中国敢于尝试、包容天下的进取决心，不但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成就，更是中国改革开放发展成果的象征。红牛饮料商标品牌之所以能够获得如今的成就离不开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契机的结合，也离不开中国偌大消费市场的滋养。中国红牛之所以能够扫清海南红牛当初遇到的市场障碍实现长足发展，正是由于相关国有企业为外国资本的市场开辟充当了先头兵。

2012年7月24日，泰国天丝联合其他一些中方投资者在广东设立了一家以生产红牛饮料为经营内容的新公司——广州曜能量饮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广州曜能量"）。同年9月7日，将中国红牛已使用达18年之久的红牛商标抢注，并于核准注册的当日即2014年5月7日将该商标许可给广州曜能量使用；同时，联合原合资公司部分高管通过成立同类型公司的方式抢占合资公司的销售渠道、客户、员工；最后通过起诉中国红牛及其配套生产、销售厂商商标侵权等方式，全面阻击中国红牛的生产经营活动。

在红牛饮料商标权确权纠纷中，应该如何判定红牛商标权的归属？仅以行政登记（注册登记及变更登记）等为客观依据的判定标准是否公正和合理？在笔者看来，究其实质来说，简单依据客观标准进行判定不仅违反基本的法理，而且也有违于知识产权制度设立的初衷。其主要理由在于：

（本文刊发于《中国经济周刊》2022年第14期）

时至今日，红牛品牌已不仅是一个简单的商标，而是在精神层面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的印记。它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的辉煌历程，承载了改革开放的梦想和追求。

中国市场上长期流通的红牛商标作为一种有特别意义的商标类型，系由泰国天丝和中方合作共同设计中英文红牛商标的图形及其相关标识。虽然早期的红牛图形和后期的红牛商标系由泰国天丝所提供，但在经营过程中通过不断赋予其新的理念和不断添加新的元素，从而使中国红牛从一种简单的商标蜕变为一种复杂的组合商标，并最终从一种单纯的商标逐渐提升为一种融商标、商誉、口碑、渠道等众多因素为一体的品牌。红牛品牌虽然依附于红牛商标而存在，但其品牌价值并非完全由红牛商标所提供，更重要的贡献者应该是基于消费者的市场认可而产生的中国红牛的商誉价值。即使仅作为一种商标，基于社会公众对红牛商标的知晓程度、该商标使用的持续时间、该商标的宣传持续时间、程度和地理范围等要素，可以推断出中国红牛商标在中国已经是一种足可依据商标法请求保护的驰名商标，而法律对驰名商标的保护是以使用而非注册作为保护依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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